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2)

二、传统农业文化在我国的传承与发展

从古到今，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举世无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的农业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游修龄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史是谷物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6]。此言非虚。中国传统文化，几乎等同于传统农业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传统农业文化。因其“农业”背景，传统农业文化与农业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在各农业高校中开展传统农业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实际上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并初具规模。

目前学界相当热的一个词“农业文化遗产”，其实早在1955年4月农业部主持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同年7月，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图[7]。出席会议的除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外，还有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如竺可桢、金善宝、顾颉刚、万国鼎、辛树帜、夏玮瑛、石声汉、王毓瑚、陈恒力、吕平等，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传统农业文化重要性的共识。

此次会议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研究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多家研究单位先后成立，形成了“东万、西石、南梁、北王”的四大家格局，直至现今。其中“东万”是指万国鼎先生和他创建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位于南京农业大学院内。作为我国第一个研究农业遗产的专业机构和重镇，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农业历史研究及教育机构。该研究室可追溯到1920年万国鼎在金陵大学创建的农业史资料组，以及1924年万国鼎任主任的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图书部。该室主办的《中国农史》作为目前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权威期刊，同时位列三大期刊方阵。“西石”指石声汉和他在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建的古农学研究室。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室在王毓瑚主任的领导下也于1978年成立，即“北王”。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的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也在1978年成立，由梁家勉主任领导，所以有“南梁”之谓。此外，浙江农业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也成立了农史研究室，由游修龄主要负责。

以上这些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研究的几大中心，从农业科技史入手，对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关系、农业文化、农业思想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2014年，农业部在京成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为我国的传统农业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纵观各农业遗产研究中心，均位于国内各知名农业大学。进入21世纪，诸如山东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农业大学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遗产研究团队;有些农业大学还建立了农业文化博物馆。可见在农业大学进行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具有先天优势。在有识之士提出“要高度重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注重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师生员工的精神内涵和品性追求”来推进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建议下[4]463，我们认为农业大学充分利用已有的传统农业文化研究的历史积累，高度重视、发扬传统农业文化，实现大学精神文化层次的一个提升，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概之，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是扎根于本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中，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适合本国家、民族的学术共同体。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农业大学比我国的其他类型大学更加具有本土化特色，在培育自身的理念和弘扬传统农业文化上优势明显。传统农业文化对构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最鲜明的诠释。

三、传统农业文化本身可提供的启发和借鉴

我们推崇我国的传统农业文化，不仅因为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因为传统农业文化确实有着很多实实在在的价值，值得我们去传承，它的科学内核对今天农业发展的启发和借鉴作用，难以估量。

第一，以中国肥料技术为例。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局局长的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H·king)教授，在1909年走访中国时说道:“远东的农民从千百年的实践中早就领会了豆科植物对保持地力至关重要，将大豆与其他作物大面积轮作来增肥土地。”[8]9他津津乐道的有机肥料施用，其实我国在战国时就已经比较普遍。“多粪肥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之说先秦已有之。中国的肥料与土壤肥料保持技术，比同时代欧洲及美国先进很多，是中国能以小块土地养活庞大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我国的老农场被耗尽了地力——他们相对来说很少有超过一个世纪耕种时间的……中国只用六分之一英亩的好地就足以养活一口人。”[8]172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尽地力思想的结果。尤其到了宋代，“美田”和“肥田”之法在陈旉《农书》中发展为“地力常新”之说:“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9]

文章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网址: http://www.zgnywznygc.cn/qikandaodu/2020/0718/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