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4)

第三，弘扬传统农业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非凡。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学生精神层面的提高，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胜利。随着一流学生的不断涌现，那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遥远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拜金主义”、“全盘西化”、“读书无用论”等思潮的影响上，确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大学不过是一种“体验”和“经历”，认真刻苦学习的都是傻瓜，物质享受、自由化才是人生真谛。但是，即使是这些学生，他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是自小就有的，在家庭生活、结交朋友、生活实践中等无处不在，如能对传统文化善加利用，采用春风化雨式的引导，其效果无疑更好。而且随着我们国门渐开，国外留学生来华求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如何引导他们快速融入中国高校新生活，甚至通过他们来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天人合一、顺天致性的传统农业文化无疑是一条捷径。

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不可或缺校园文化与学生精神诉求，要时刻注重大学生人文情怀的塑造，以传统农业文化为基础，以人为本，又立足当下，弘扬“忠孝仁义礼智信”中的正能量，将大学校园文化与世俗企业文化区分开来，引导学生的正确三观养成，形成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校园文化，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在我们农业大学，首先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传统农业文化的伟大，增加自豪感，而不是贬低、蔑视传统农业文化。中国先农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农业遗产，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尤其要有清晰的认知。现在农业大学的学生多是主攻现代西方农学知识，部分学生必然会产生新的一轮“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导致忽视传统农业文明，这其实也是一种“自卑”，对本国家、民族不自信的表现。对自身农业文化不能充分认识，盲目学习国外后发文化，而在国外却逐渐兴起“国学热”、“东方热”，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五、余论

综之，我国的农业大学必须给予传统农业文化高度的重视才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有人认为“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关键，在于大学领导人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与气度。”[14]那么农业大学的领导人就应该具有长远的目标、战略的眼光:在大学弘扬传统农业文化，促进农业历史学科的发展，改进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条件;在全校开展农业通史课程、论坛，积极引导学生参观本校的农业博物馆，将农业文明因素注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之中。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有农业大学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南京农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首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同时给全校留学生开设农业史课程，这在其他类型大学中绝无仅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文化博览园，经常以专题报告的形式给学生传授讲述中华传统农业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编写的《农业概论》专门有一章叙述“中国农业发展简史”[15]，与其他组织编写的《农业概论》相比，在对传统农业文化重视程度上就明显更高。

总之，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任重道远，尤为关键的是需要不断地在传承与发展传统农业文化中提增学术影响、弘扬中华文明、引领社会风潮，否则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悠悠农业，人类生存与发展之本。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科技水平和文明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在长时间的实践与思考中，我国先民集思广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农业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久远厚重的农业文明烙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约等于农业文化。当前我国已是科研与制造业大国，但中国的大学一直未能进入世界前列，尤其是占我国大学重要一席的农科院校更是如此。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是我国多所重点农科院校的建设目标。然而“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证明，大学精神文化是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1]中国的许多大学虽然在实验室、高楼、学生规模硬件等指标体系上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准，但是在文化建设方面依然差距甚远。纵观世界一流大学，多是历史悠久的老牌名校，文化传播和学术传承始终是其两大支柱，它们传承与发展的动力在于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从而实现引领社会文明发展思潮与方向的大学核心功能。因此，我国的农业院校在建设世界一流农大的征程中，必须以传统农业文化为基，奠定自己的内涵与发展方向，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的同时走向世界，掌握更多话语权，引领21世纪的全球中国风。一、从文化传承说起大学具备四大功能:科学研究、教书育人、服务社会与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可以说是四大功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传承的表现之一就是学术传承。只有良好的学术传承、科学传统，才是长期保持国家科技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些年我国高度重视学术传承的研究，如2010年启动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2011年启动的“中国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等重大项目就是例证。“学术谱系是通过传承学术内容和学术精神，培养新一代一流人才的群体，而不仅是一个领军人物。”[2]中国向来不缺乏世界级别的学术大家，尽管我们并没有在诺贝尔奖项上有傲视其他国家的建树，但是中国却很少具有体系鲜明的学术谱系，一流人才总是零星、偶尔或偶然出现。要改变这种后继无人的局面，归根结底要建立规范、正统的学术传承。所谓的学术传承，不单包括我们通常说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承诺，还包含价值和道德承诺[3]。笔者甚至认为价值和道德承诺更为重要。学术理论与学术资源的传承固然重要，而思想观念与学术风格的传承更加无法替代。正因此，学术传承不单从广义上属于文化传承(学术本身属于文化层面)，在狭义上，也因为学术传承中价值、道德等传承的重要性，是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除了中国大学最为关注的学术传承之外，文化传承的内涵和外延极其广泛，却很少为中国大学所关注，于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始终难以缩小。我们在独立精神、特色理念、学术自由、创新精神等方面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不是能够单从短期的科研成果数量上能弥补的。没有文化传承、科学传统，大学就如同无本之木，即使揠苗助长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必然出现。如今的“钱学森之问”与早年“李约瑟难题”一样引起了多方的重视，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大学对时间短、见效快的科学研究投入巨大，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传统文化传承关注不多;对科研型人才、硬件工程极其关注，对课堂教学、人才培养用力不足;只重视支柱学科、优势学科人才的发展，忽视非支柱学科、非支柱学科人才的培育。概括起来，是以人为本理念落实中误入“困境”、“建设存在片面性”、“协调性发展不够”、“短视性发展明显”[4]463。针对种种弊端，首先，要改进对各类创新人才及其成长规律的认识;其次，对于各类人才都要一视同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并举;再次，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不要通过硬性量化指标损害创新人才的成长;最后，要在隐性、软性、长远性、内涵性指标方面加大投入力度[4]470。只有在文化建设的土壤中培养纯学术的大学之风，摒弃世俗势利的干扰，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梦才会不期而至。此外，我们必须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构建世界一流大学。“西方中心论”理论不仅认为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具有领导世界的前瞻性价值，西方模式是最好的，也认为西方走过的道路是其他国家的必经之路。“西方中心论”体现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方面，就是我国的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是建设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捷径。事实上“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5]不惟北大、清华如此，作为我国高校重镇之一的农科高校更应如此。二、传统农业文化在我国的传承与发展从古到今，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这是我们的特色，也是我们的优势。中华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举世无双，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的农业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游修龄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史是谷物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遗产[6]。此言非虚。中国传统文化，几乎等同于传统农业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传统农业文化。因其“农业”背景，传统农业文化与农业大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我国在各农业高校中开展传统农业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实际上已有很长的历史了，并初具规模。目前学界相当热的一个词“农业文化遗产”，其实早在1955年4月农业部主持召开的“整理农业遗产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来了。同年7月，在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的召开和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的成立，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指导，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和意图[7]。出席会议的除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外，还有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如竺可桢、金善宝、顾颉刚、万国鼎、辛树帜、夏玮瑛、石声汉、王毓瑚、陈恒力、吕平等，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传统农业文化重要性的共识。此次会议之后，中国的传统农业文化研究迎来了第一个春天，多家研究单位先后成立，形成了“东万、西石、南梁、北王”的四大家格局，直至现今。其中“东万”是指万国鼎先生和他创建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位于南京农业大学院内。作为我国第一个研究农业遗产的专业机构和重镇，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农业历史研究及教育机构。该研究室可追溯到1920年万国鼎在金陵大学创建的农业史资料组，以及1924年万国鼎任主任的金陵大学农经系农业图书部。该室主办的《中国农史》作为目前国内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权威期刊，同时位列三大期刊方阵。“西石”指石声汉和他在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建的古农学研究室。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室在王毓瑚主任的领导下也于1978年成立，即“北王”。华南农学院(今华南农业大学)的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也在1978年成立，由梁家勉主任领导，所以有“南梁”之谓。此外，浙江农业大学在上世纪60年代也成立了农史研究室，由游修龄主要负责。以上这些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研究的几大中心，从农业科技史入手，对我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力、农业生产关系、农业文化、农业思想等各个方面开展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大批丰硕的成果。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项目，2014年，农业部在京成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为我国的传统农业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纵观各农业遗产研究中心，均位于国内各知名农业大学。进入21世纪，诸如山东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等农业大学也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遗产研究团队;有些农业大学还建立了农业文化博物馆。可见在农业大学进行传统农业文化的传承具有先天优势。在有识之士提出“要高度重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注重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师生员工的精神内涵和品性追求”来推进我国一流大学建设的建议下[4]463，我们认为农业大学充分利用已有的传统农业文化研究的历史积累，高度重视、发扬传统农业文化，实现大学精神文化层次的一个提升，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概之，世界一流大学无不是扎根于本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中，结合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适合本国家、民族的学术共同体。从这点上来说，中国的农业大学比我国的其他类型大学更加具有本土化特色，在培育自身的理念和弘扬传统农业文化上优势明显。传统农业文化对构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对“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最鲜明的诠释。三、传统农业文化本身可提供的启发和借鉴我们推崇我国的传统农业文化，不仅因为文化建设是一流大学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因为传统农业文化确实有着很多实实在在的价值，值得我们去传承，它的科学内核对今天农业发展的启发和借鉴作用，难以估量。第一，以中国肥料技术为例。美国著名农业科学家、曾任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局局长的弗兰克林·哈瑞姆·金(F·H·king)教授，在1909年走访中国时说道:“远东的农民从千百年的实践中早就领会了豆科植物对保持地力至关重要，将大豆与其他作物大面积轮作来增肥土地。”[8]9他津津乐道的有机肥料施用，其实我国在战国时就已经比较普遍。“多粪肥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之说先秦已有之。中国的肥料与土壤肥料保持技术，比同时代欧洲及美国先进很多，是中国能以小块土地养活庞大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反观我国的老农场被耗尽了地力——他们相对来说很少有超过一个世纪耕种时间的……中国只用六分之一英亩的好地就足以养活一口人。”[8]172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尽地力思想的结果。尤其到了宋代，“美田”和“肥田”之法在陈旉《农书》中发展为“地力常新”之说:“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抑何敝何衰之有。”[9]第二，以生态农业为例。我国的传统农业大多是物质循环利用的农业复合生产体系，包括各种稻鱼、稻鸭、稻猪、稻果、稻桑等复合农业生态模式，其中，以南方的太湖平原合理利用农业资源的优良传统、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等的历史经验最为引人注目。清初张履祥在《策邬氏农业》中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将友人邬氏留下来的十亩瘠田、一方池塘进行了有效的规划，“种桑三亩，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种豆三亩，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二亩……种果二亩……树下仍可种瓜蔬……池畜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10]。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完全属于生态农业的标准。可见明清江南小农生产中这种新的经营方式已经较为盛行。改造田地与废物利用是其两大特点。就近代以前的技术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11]。今天被农学界广为推崇的“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的概念源自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强调“与自然秩序相和谐”，为人类生产安全健康的农产品;提倡适应自然而不干预自然;主张依赖自然的生物循环，如豆科作物、有机肥、生物治虫、自然放牧等，以实现生态上的协调性、资源利用上的有效性、营养上的充分性的一种农业生产方法。虽然有机农业是现代西方科学界提出的概念，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与之极其类似。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大多基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概念，在用养结合、地力常新、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生态平衡保护与农业灾害防治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光辉业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也是今天有机农业所倡导的理念。可以说我国传统农业是现代有机农业之母，它们之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从传统农业文明中深入挖掘适合今天有机农业发展的方式方法，以及合理的农业灾害防治等内容，既符合我国农民长期的生产习惯，又能够有效降低有机农业的生产成本，利于大规模的普及和推广，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都是极为巨大的。美国的科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提到未来的农业设计，是当时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试验。如把河虾养殖在温室的水槽中，旁边生长着黄瓜和莴苣，让河虾的排泄物做黄瓜和莴苣的肥料;又如在池塘上面养鸡，鸡粪掉在池塘里做水草的肥料，水草做鱼的饲料等。其实，他们不知道这种设计早在四百多年前的我国明代就已经普遍应用在农业生产上，内容远较他们的设计更为复杂[12]。四、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目前我国的各个大学都在竞相成立孔子学院，以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这是国家重视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的结果。除了科技、经济硬实力的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甚至可能会起到比单纯科技、经济影响更好的效果。当下的中国在科技水平、经济实力上并不比发达国家更有优势，因此想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就必须借助于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第一，我国的农业大学在文化传播与文化影响方面更能够占领文化高地。相比较而言，尤其是对于很多尚处于温饱阶段或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他们其实对农业的改良提增比发展工作更为迫切，因此，最适合伴随农业技术一同输出的，就是我国的传统农业文化。如前所述，农业大学在传统农业文化的研究上有更深厚的积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通过文化传播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华农业文明有更深刻的了解，既便于我们传播文化，又可发展更多的亲华友好人士，增强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第二，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认可度极高。即使是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他们的工业成就很突出，但农业文明远逊于我国。除了享誉世界的“四大发明”外，中华农业文化开创的“丝绸之路”、“瓷器之路”、“饮茶之风”等均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农学对世界农业革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洲农学家普遍认为，欧洲在18世纪从中国引进了曲面犁壁和耧车以后，改变了中世纪的二圃、三圃休闲地耕作制度，乃是近代欧洲农业革命的起点[13]。中国还是农业动植物种质资源重要起源地，世界上1200种作物中，其中约四分之一起源于中国。中国古代农书有不少曾流传到国外，如《齐民要术》传入欧洲以后，达尔文认为为其生物进化论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农政全书》更是推动了整个日本农业技术的发展。“肥料工业之父”李比希将中国农业视为“合理农业的典范”，认为中国对有机肥的利用非常先进，等等。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不可估量，到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晴耕雨读”的生活情趣以及“地力常新壮”的土肥施用观点等等，从古到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为世人所景仰。我国的农业大学以农业文化的传播者为己任，若能接过传统农业文化继承和弘扬的大旗，必能发挥更多的文化引领作用，也才能真正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第三，弘扬传统农业文化对校园文化建设意义非凡。学生是大学的主体，学生精神层面的提高，是大学精神文化建设的胜利。随着一流学生的不断涌现，那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遥远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拜金主义”、“全盘西化”、“读书无用论”等思潮的影响上，确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大学不过是一种“体验”和“经历”，认真刻苦学习的都是傻瓜，物质享受、自由化才是人生真谛。但是，即使是这些学生，他们毕竟生于斯、长于斯，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是自小就有的，在家庭生活、结交朋友、生活实践中等无处不在，如能对传统文化善加利用，采用春风化雨式的引导，其效果无疑更好。而且随着我们国门渐开，国外留学生来华求学的人数与日俱增，这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如何引导他们快速融入中国高校新生活，甚至通过他们来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我们天人合一、顺天致性的传统农业文化无疑是一条捷径。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不可或缺校园文化与学生精神诉求，要时刻注重大学生人文情怀的塑造，以传统农业文化为基础，以人为本，又立足当下，弘扬“忠孝仁义礼智信”中的正能量，将大学校园文化与世俗企业文化区分开来，引导学生的正确三观养成，形成具有中国国情特色的校园文化，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我们农业大学，首先要让学生充分认识传统农业文化的伟大，增加自豪感，而不是贬低、蔑视传统农业文化。中国先农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农业遗产，作为农业大学的学生尤其要有清晰的认知。现在农业大学的学生多是主攻现代西方农学知识，部分学生必然会产生新的一轮“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导致忽视传统农业文明，这其实也是一种“自卑”，对本国家、民族不自信的表现。对自身农业文化不能充分认识，盲目学习国外后发文化，而在国外却逐渐兴起“国学热”、“东方热”，这简直是一种讽刺。五、余论综之，我国的农业大学必须给予传统农业文化高度的重视才能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林。有人认为“中国大学建设世界一流的关键，在于大学领导人应具有政治家的眼光与气度。”[14]那么农业大学的领导人就应该具有长远的目标、战略的眼光:在大学弘扬传统农业文化，促进农业历史学科的发展，改进其人才培养的环境和条件;在全校开展农业通史课程、论坛，积极引导学生参观本校的农业博物馆，将农业文明因素注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和社团建设之中。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有农业大学取得了不少成绩，如南京农业大学在全国高校中建立了首个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同时给全校留学生开设农业史课程，这在其他类型大学中绝无仅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文化博览园，经常以专题报告的形式给学生传授讲述中华传统农业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编写的《农业概论》专门有一章叙述“中国农业发展简史”[15]，与其他组织编写的《农业概论》相比，在对传统农业文化重视程度上就明显更高。总之，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任重道远，尤为关键的是需要不断地在传承与发展传统农业文化中提增学术影响、弘扬中华文明、引领社会风潮，否则终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考文献][1]李海燕，乔东．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文化对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30(2):114-118．[2]李昕升，夏如兵．以杨守仁先生为核心水稻科学家学术谱系研究[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1-16．[3]乌云其其格，袁江洋．谱系与传统:从日本诺贝尔奖获奖谱系看一流科学传统的构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7):57-83．[4]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全面深化改革，增创发展优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5]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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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网址: http://www.zgnywznygc.cn/qikandaodu/2020/0718/361.html